第一百三十七章 故友
25年6月,我接到重庆这边一个老师傅的电话,这位老师傅在去世之前一直是重庆道教协会的元老,早年跟很多我们这行当的人一样,四处收妖捉鬼,非常威风。,而听他的徒弟说,早年的他是一个性子刚烈的人,遇到一切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,他所秉承和信奉的,一律都是打了再说。正是因为当年他那么勇猛,才在西南地区的道家人当中,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。这位师傅名讳不敢提,全真龙门派传人。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,由于年岁的关系,很多以前看不穿的事自然就看穿了,自己多年来坚守的人鬼不共存的原则也逐渐动摇,但是要他放弃自己恪守的规矩他还是做不到,岁数大了,再冒着危险干这个行当,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,于是他就开始潜心下来,修道悟道,不再干涉鬼事。
这位师傅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,在我22年回重庆的时候,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,从而招致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,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,虽然年纪小,但是我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,认识了不少人,也帮助过不烧人,尽管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,我也算是在重庆这个故乡,以滇南四相道的名义,开宗立派。所以在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,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。因为从来都是我们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,但是他在之前一次聚会里既然相互认识了,我也给了他自己的联系方式,平日里也抽时间打个电话,随便闲聊几句,那意思就是在说,师傅,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小人物啊。于是当他打电话给我,他说想要我代替他去接待一个人,说那个人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交,而这次来重庆,也是为了一个死人的事情来的。他自己岁数大了,身体条件上已然不允许,于是就让我去,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,如果他的那位老朋友觉得我是个可靠的年轻人,他会帮着我把这件事传出去,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一下。
所以这件事无关乎钱不钱的问题,就算是我自己倒贴钱,我也一定要去。
于是老前辈只给了我一个到机场接机的时间,和对方的姓名以及一个电话号码,然后就说剩下的你直到搞不定,再给我打电话。于是那天我按照航班抵达的时间提前去了机场,并且给老前辈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发去短信,说我是特别来接您的小李,请您下飞机后给我回个电话什么的。等到旅客开始走出航站楼,对方打来电话说已经下了廊桥,等取了行李就出来,我告诉对方说,那我就在出口对面的咨询台等您就好。挂上电话后,有点出乎我的意料,因为老前辈的那位故交,在我想象起来的时候,应当跟那位老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,但是电话那头,却是个说国语的年轻女性。
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,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。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,我转过头去,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,但是看到她的时候,我还是惊讶了。
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,而我当时二十四岁,个子比较高挑,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,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。中短发,头发的末梢,看样子是烫过,略微卷曲。化了点妆,却是淡淡的那种,眼睛很大,睫毛很长。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,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,但偏偏又很长,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,看着她胀着眼睛,有种扇扇子的快感。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,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。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,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,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,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,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,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。
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,这个女人是属于“美女”那一类的,我这个人很奇怪,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,在我看来,男人只有“帅”和“不帅”的区别,而女人除了“美”和“不美”以外,还多了一个“丑”。所以我必须承认,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,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。而从她的穿着来看,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,或者说是强迫症,否则这六月的天气,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。
于是我装作镇定,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,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,你叫我小李就好了,这次来重庆,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,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,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。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,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,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,当然,也是涂成了红色,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。她对我说,你误会了,我不是吴春生。接着她把身子一侧,指着她身后说,这位才是吴春生。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,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,但是挺矍铄,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,镜片是茶色的,头戴一顶棒球帽,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,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,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,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。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,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,她叫吴雅婷。
我瞬间有点慌乱,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,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,那会让我非常痛苦。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,接过他手上的包,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,打算扶着他走,他却微笑着跟我说,年轻人,不用了,你看我用拐杖,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,我身体还行,不用搀扶。
奇怪的是,眼前的这俩人,虽然是祖孙俩,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,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,一股子北方味,但孙女却有点嗲气,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。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,他们是转机过来的,所以比较劳累了,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,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,我说好,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,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。
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,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,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,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。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。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,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,他告诉我,在解放碑。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,万豪、洲际、海逸等,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,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,于是我问他说,是万豪还是洲际呢?老人呵呵笑着说,都不是,在炮台街那一带,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。
快捷酒店,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。不过这倒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身为一个重庆人,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。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,对不起吴老师,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,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,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,您是不是记错了?他笑呵呵的,声音洪亮,他说没记错,就是炮台街,你们现在叫沧白路。我说收到,现在就去。但是我心里在嘀咕,沧白路就沧白路嘛,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。
于是在路上的时候,吴老告诉我说,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,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,但是并没有炮台,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,又在半山腰上,所以视野开阔,是个军事要地,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,就叫做炮台街。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,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,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,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,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,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,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,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,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,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,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。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,于是我就问吴老,说你们是哪里人?吴老告诉我说,他是山西太原人,我再问他贵庚了,他告诉我,他已经83岁了。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,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俩眼呆呆的望着窗外,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。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,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,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,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,他没有办法留下来,所以这次回来,才倍感怀念吧。当然,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,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,吴姑娘的大腿。这很容易造成车祸,我是知道的,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。
吴小姐跟我说,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,这次回内地来,一是为了寻根问祖,二是拜访旧人。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,也走不开,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,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,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,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。
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,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。对于台湾,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,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,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。而台北是一个城市,中华台北,根子还在中华,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。对于政治问题,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,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,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,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,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,是傀儡的政权一样,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。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,我向来还比较客观,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,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,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,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,到老了,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,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恰好那一年,一个叫宋楚瑜的人,在自己的家乡湖南,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,乡亲们,楚瑜回来了。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,至少我从那句话里,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。
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,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?他回答我说,1951年。我试探性的说,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,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?我这句话的意思,其实是在问他,是不是当年的**,跟着老蒋撤退了。他沉默了一会说,49年的时候,他没能走成,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,才辗转去了台湾。
我没继续往下问,因为他说是“躲”了两年。
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**,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。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,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,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,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,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,而我看他的样子,也不像是功勋卓著。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,就算是退出了政坛,他想要回到大陆来,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,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,得是个军官,或者是军官的家属。再者,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,否则他不会用到“躲”这么个字眼,而所谓的躲,躲谁呢?这就不言而喻。
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,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,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,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。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,她告诉我,这次来重庆,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呆过不少日子,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,尚未去世,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,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,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,这也勉强不得,而吴小姐还告诉我,此行的另一个目的,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,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,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。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。
我有点纳闷,我说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,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,吴小姐笑着说,当然了,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,我爷爷说他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,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,算是了却他的一段心愿吧。
于是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,诚如我所说,老前辈看见这些鬼怪,那自然是非打不可,而这次要找的一个灵魂,却是自己老友的故人,自己就算下的去手,朋友面子上也担待不起,于是就让我来,不管我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,那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。
我突然就对那位老前辈感到敬畏,因为他是见识过我做事的方式的,我和他不同,我可能心肠比较软,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,再非常感性地来决定到底怎么做,他甚至在之前对我直言说,我不适合做这行,因为我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和判断,谁又来判断我的世界究竟孰对孰错呢。可我依旧这么坚持着,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不曾离开的亡魂。
到了酒店后,登记完毕我送他们去了房间,当时已经是晚上,我对吴老说今天晚上我来安排吧,我带各位吃点地道的重庆菜去,吴老在关上门的时候说,不必了,今天很累了,迟点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,希望我能够在明天一早8点的时候,准时来酒店接他们,因为明天他要去拜访那位故人。没等我答应,他就匆匆关上门,而站在一旁的吴小姐也非常有礼貌的对我说,辛苦了,明天见,然后自己也回了自己的房间里。留下我一个人在酒店的走廊上发愣。
走到酒店楼下以后,我想想觉得还是有哪点不对劲,于是我就给那位老前辈打电话,想说从他那里是否能够在多获取一点关于吴老的信息,因为吴老虽然是长者,而长者通常是睿智的,但是吴老自从我接到他开始,就一副深深的若有所思的模样,让我猜不透,这让我这样的人非常难受,而且心里没底,我以往接触的任何案子,在事情不够明朗的前提下,我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是没把握的,而没把握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主动去做,因为你办好了一千件事,人家可能形成一种习惯,但若是办砸了一件事,那人家可就要记住你一辈子了。这种事,倒招牌,败名声,傻子才会做。
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前辈,我说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吴老这次的目的吗?搞得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没底啊!老前辈说,吴春生老人和他是在1943年的时候认识的,当时两人都是毛头小子,吴老还比他小几岁,而当时的老前辈在重庆下半城的道士流派里,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年轻道士,不过没曾出师,也都是在跟着师傅营生。而早年老前辈的师傅曾给**处理过一些麻烦事,在军内声望很高,于是吴老就想要认识他的师傅,却被拒绝,但是却因此和老前辈而认识了。我说当时你们俩是朋友吗?老前辈说,当初并不是,只是看他也没有什么恶意,当年吴老才2出头,很像自己家乡的弟弟,于是背着师傅,他私底下就跟吴老做了朋友。我哦了一声,我问他,那他这次来重庆,你又不见他,他明天说要去拜访的那个人,我也只知道是个死了很久的人,他想要有些话跟这个死人说,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的灵魂到底还是否存在,如果不在的话,那不就表示他这趟等于是白来了吗?老前辈说,这个就不好说了,缘到了,道却未必呀,几十年了,也许早就离开了,也许一直都没有离开过。我疑惑道,怎么那人你也认识吗?老前辈说,认识啊,从吴春生的口中认识的,算是神往,但我却从没见过。我们三个是生不逢时,本来可以成为至交,却直到老了,生死相隔的时候,才能够说出来啊。我问他说,你能跟我说说那个死者的情况吗?他说他不能,凡事皆有道,人各在世,各行其道,心结虽需解,但是还得看解不解得开,如果解得开,还能称为是“结”吗?就好像是你得罪了别人,想要请别人原谅你,你的诚意是到了,可人家领不领情,那就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了。说罢老前辈对我说,明天你只管跟着去,我不愿意过多参言,这也是你的道,既然让你介入了,你就要走下去,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,如果事态变得难以控制,你一定要保证吴老的安全,而对待那个鬼魂,也希望你能够给它个痛快。
说完老前辈就挂上了电话,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云里雾里的,虽然不能全懂,但是我依稀明白他是要我按照吴老的要求去做一切他要求的事,但是这当中也许会有点危险,老前辈说他和那人是神交,而且没有见过面,所以那个人应当只是吴老的朋友而已。而既然曾经是好友,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事,能让死掉的那一个如此忿恨,滞留了几十年尚且怀有怨念,朋友间哪来的这种深仇大恨?
于是我一夜胡思乱想,浑浑噩噩熬到了第二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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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师傅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,在我22年回重庆的时候,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,从而招致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,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,虽然年纪小,但是我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,认识了不少人,也帮助过不烧人,尽管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,我也算是在重庆这个故乡,以滇南四相道的名义,开宗立派。所以在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,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。因为从来都是我们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,但是他在之前一次聚会里既然相互认识了,我也给了他自己的联系方式,平日里也抽时间打个电话,随便闲聊几句,那意思就是在说,师傅,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小人物啊。于是当他打电话给我,他说想要我代替他去接待一个人,说那个人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交,而这次来重庆,也是为了一个死人的事情来的。他自己岁数大了,身体条件上已然不允许,于是就让我去,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,如果他的那位老朋友觉得我是个可靠的年轻人,他会帮着我把这件事传出去,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一下。
所以这件事无关乎钱不钱的问题,就算是我自己倒贴钱,我也一定要去。
于是老前辈只给了我一个到机场接机的时间,和对方的姓名以及一个电话号码,然后就说剩下的你直到搞不定,再给我打电话。于是那天我按照航班抵达的时间提前去了机场,并且给老前辈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发去短信,说我是特别来接您的小李,请您下飞机后给我回个电话什么的。等到旅客开始走出航站楼,对方打来电话说已经下了廊桥,等取了行李就出来,我告诉对方说,那我就在出口对面的咨询台等您就好。挂上电话后,有点出乎我的意料,因为老前辈的那位故交,在我想象起来的时候,应当跟那位老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,但是电话那头,却是个说国语的年轻女性。
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,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。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,我转过头去,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,但是看到她的时候,我还是惊讶了。
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,而我当时二十四岁,个子比较高挑,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,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。中短发,头发的末梢,看样子是烫过,略微卷曲。化了点妆,却是淡淡的那种,眼睛很大,睫毛很长。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,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,但偏偏又很长,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,看着她胀着眼睛,有种扇扇子的快感。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,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。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,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,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,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,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,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。
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,这个女人是属于“美女”那一类的,我这个人很奇怪,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,在我看来,男人只有“帅”和“不帅”的区别,而女人除了“美”和“不美”以外,还多了一个“丑”。所以我必须承认,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,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。而从她的穿着来看,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,或者说是强迫症,否则这六月的天气,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。
于是我装作镇定,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,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,你叫我小李就好了,这次来重庆,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,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,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。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,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,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,当然,也是涂成了红色,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。她对我说,你误会了,我不是吴春生。接着她把身子一侧,指着她身后说,这位才是吴春生。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,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,但是挺矍铄,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,镜片是茶色的,头戴一顶棒球帽,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,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,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,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。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,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,她叫吴雅婷。
我瞬间有点慌乱,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,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,那会让我非常痛苦。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,接过他手上的包,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,打算扶着他走,他却微笑着跟我说,年轻人,不用了,你看我用拐杖,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,我身体还行,不用搀扶。
奇怪的是,眼前的这俩人,虽然是祖孙俩,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,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,一股子北方味,但孙女却有点嗲气,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。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,他们是转机过来的,所以比较劳累了,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,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,我说好,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,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。
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,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,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,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。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。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,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,他告诉我,在解放碑。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,万豪、洲际、海逸等,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,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,于是我问他说,是万豪还是洲际呢?老人呵呵笑着说,都不是,在炮台街那一带,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。
快捷酒店,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。不过这倒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身为一个重庆人,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。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,对不起吴老师,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,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,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,您是不是记错了?他笑呵呵的,声音洪亮,他说没记错,就是炮台街,你们现在叫沧白路。我说收到,现在就去。但是我心里在嘀咕,沧白路就沧白路嘛,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。
于是在路上的时候,吴老告诉我说,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,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,但是并没有炮台,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,又在半山腰上,所以视野开阔,是个军事要地,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,就叫做炮台街。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,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,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,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,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,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,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,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,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,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,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。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,于是我就问吴老,说你们是哪里人?吴老告诉我说,他是山西太原人,我再问他贵庚了,他告诉我,他已经83岁了。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,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俩眼呆呆的望着窗外,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。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,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,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,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,他没有办法留下来,所以这次回来,才倍感怀念吧。当然,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,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,吴姑娘的大腿。这很容易造成车祸,我是知道的,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。
吴小姐跟我说,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,这次回内地来,一是为了寻根问祖,二是拜访旧人。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,也走不开,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,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,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,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。
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,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。对于台湾,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,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,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。而台北是一个城市,中华台北,根子还在中华,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。对于政治问题,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,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,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,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,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,是傀儡的政权一样,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。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,我向来还比较客观,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,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,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,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,到老了,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,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恰好那一年,一个叫宋楚瑜的人,在自己的家乡湖南,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,乡亲们,楚瑜回来了。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,至少我从那句话里,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。
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,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?他回答我说,1951年。我试探性的说,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,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?我这句话的意思,其实是在问他,是不是当年的**,跟着老蒋撤退了。他沉默了一会说,49年的时候,他没能走成,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,才辗转去了台湾。
我没继续往下问,因为他说是“躲”了两年。
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**,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。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,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,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,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,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,而我看他的样子,也不像是功勋卓著。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,就算是退出了政坛,他想要回到大陆来,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,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,得是个军官,或者是军官的家属。再者,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,否则他不会用到“躲”这么个字眼,而所谓的躲,躲谁呢?这就不言而喻。
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,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,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,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。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,她告诉我,这次来重庆,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呆过不少日子,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,尚未去世,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,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,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,这也勉强不得,而吴小姐还告诉我,此行的另一个目的,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,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,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。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。
我有点纳闷,我说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,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,吴小姐笑着说,当然了,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,我爷爷说他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,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,算是了却他的一段心愿吧。
于是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,诚如我所说,老前辈看见这些鬼怪,那自然是非打不可,而这次要找的一个灵魂,却是自己老友的故人,自己就算下的去手,朋友面子上也担待不起,于是就让我来,不管我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,那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。
我突然就对那位老前辈感到敬畏,因为他是见识过我做事的方式的,我和他不同,我可能心肠比较软,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,再非常感性地来决定到底怎么做,他甚至在之前对我直言说,我不适合做这行,因为我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和判断,谁又来判断我的世界究竟孰对孰错呢。可我依旧这么坚持着,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不曾离开的亡魂。
到了酒店后,登记完毕我送他们去了房间,当时已经是晚上,我对吴老说今天晚上我来安排吧,我带各位吃点地道的重庆菜去,吴老在关上门的时候说,不必了,今天很累了,迟点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,希望我能够在明天一早8点的时候,准时来酒店接他们,因为明天他要去拜访那位故人。没等我答应,他就匆匆关上门,而站在一旁的吴小姐也非常有礼貌的对我说,辛苦了,明天见,然后自己也回了自己的房间里。留下我一个人在酒店的走廊上发愣。
走到酒店楼下以后,我想想觉得还是有哪点不对劲,于是我就给那位老前辈打电话,想说从他那里是否能够在多获取一点关于吴老的信息,因为吴老虽然是长者,而长者通常是睿智的,但是吴老自从我接到他开始,就一副深深的若有所思的模样,让我猜不透,这让我这样的人非常难受,而且心里没底,我以往接触的任何案子,在事情不够明朗的前提下,我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是没把握的,而没把握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主动去做,因为你办好了一千件事,人家可能形成一种习惯,但若是办砸了一件事,那人家可就要记住你一辈子了。这种事,倒招牌,败名声,傻子才会做。
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前辈,我说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吴老这次的目的吗?搞得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没底啊!老前辈说,吴春生老人和他是在1943年的时候认识的,当时两人都是毛头小子,吴老还比他小几岁,而当时的老前辈在重庆下半城的道士流派里,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年轻道士,不过没曾出师,也都是在跟着师傅营生。而早年老前辈的师傅曾给**处理过一些麻烦事,在军内声望很高,于是吴老就想要认识他的师傅,却被拒绝,但是却因此和老前辈而认识了。我说当时你们俩是朋友吗?老前辈说,当初并不是,只是看他也没有什么恶意,当年吴老才2出头,很像自己家乡的弟弟,于是背着师傅,他私底下就跟吴老做了朋友。我哦了一声,我问他,那他这次来重庆,你又不见他,他明天说要去拜访的那个人,我也只知道是个死了很久的人,他想要有些话跟这个死人说,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的灵魂到底还是否存在,如果不在的话,那不就表示他这趟等于是白来了吗?老前辈说,这个就不好说了,缘到了,道却未必呀,几十年了,也许早就离开了,也许一直都没有离开过。我疑惑道,怎么那人你也认识吗?老前辈说,认识啊,从吴春生的口中认识的,算是神往,但我却从没见过。我们三个是生不逢时,本来可以成为至交,却直到老了,生死相隔的时候,才能够说出来啊。我问他说,你能跟我说说那个死者的情况吗?他说他不能,凡事皆有道,人各在世,各行其道,心结虽需解,但是还得看解不解得开,如果解得开,还能称为是“结”吗?就好像是你得罪了别人,想要请别人原谅你,你的诚意是到了,可人家领不领情,那就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了。说罢老前辈对我说,明天你只管跟着去,我不愿意过多参言,这也是你的道,既然让你介入了,你就要走下去,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,如果事态变得难以控制,你一定要保证吴老的安全,而对待那个鬼魂,也希望你能够给它个痛快。
说完老前辈就挂上了电话,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云里雾里的,虽然不能全懂,但是我依稀明白他是要我按照吴老的要求去做一切他要求的事,但是这当中也许会有点危险,老前辈说他和那人是神交,而且没有见过面,所以那个人应当只是吴老的朋友而已。而既然曾经是好友,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事,能让死掉的那一个如此忿恨,滞留了几十年尚且怀有怨念,朋友间哪来的这种深仇大恨?
于是我一夜胡思乱想,浑浑噩噩熬到了第二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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